“9·5”泸定6.8级地震首批3名伤员出院

显然，理论太有知识中心的味道，而论理似乎可以包含以伦理为中心的知识。

（《论语o学而》）对父母丧尽其哀，对祖先祭尽其敬，民众的生命意识、伦理观念就会变得浓厚、明晰起来。按儒家性善论，确立圣贤的道德人格本来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为的事情。

因而，在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相遇，不是马克思说到孔子时发生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论著一进入中国就发生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人已不可能完全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存在。虽然有人将政治与文化区分开来，政治上激进而文化上保守，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的高度同构性，政治上的革命势必要求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给予批判和扬弃。[2]冯友兰，199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确，传统的夫妻和父子关系有着经济的属性与功能：家首先是人们基于性关系和繁衍的目的而形成的生产生活单位，家庭成员要通过分工合作达到互助，亲子之间还要考虑养儿防老。

接着是戊戌变法，政治上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思想文化上还是打孔子的旗号，但这已经是被近代化的孔子。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他们或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家族传统、威权意识。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他们或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家族传统、威权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可能摆脱儒家和法家的影响。毛泽东1953年与梁漱溟就工人农民问题辩论时，说孔夫子的缺点，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10]司马迁，1959年：《史记o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

它固然能够使投身革命的人们在革命中实现其意志和价值，也给广大民众以精神上的引导和鼓舞，但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寻求的人生意义，他们情感的和信仰的诉求，毕竟要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问形成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如重视人伦日用、讲究合乎情理、主张不偏不倚、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等。[7]《鲁迅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

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不提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强调公正的制度和法治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推崇人治的儒家有很大的缺陷，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重视对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关系的探讨与解答。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正常的社会秩序，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把这一构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和、和谐观念联系起来，文化激进主义终于消歇，批判孔孟儒学的声音越来越弱小。因而，人文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只应理解为它的历史形式或形态的式微，而决非人文本身变得不重要，如同思古之幽情似乎可有可无。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推崇马克思抛弃孔夫子，或者肯定孔夫子丢掉马克思，都是不可能的。孔夫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那是中国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凭借经世致用的传统讲中体西用。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

相反，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和理想祈求正是其人文旨趣的表现。社会主义则讲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革命，因为生存竞争、资本会导致新的不平等，这是近代文明的缺点，而谋社会革命之社会主义，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

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阻碍着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并因而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激烈批判，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中国人自己眼里，则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民族性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文价值。他们还会提及群体领导的策略。

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既要发现其相通之处，又要正视其异质性，从而使其保持一定的张力、一定的批判性关系。（加达默尔，第362－364页） 然而，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域里，传统却失去了意义。这已不同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人的尊孔复古。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这种理解和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人在生理的、物理的方面和其他生物一样处于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其社会结合方式也不能不考虑最小-最大的效率原则，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激进成为时代潮流，并势必带来简单化和极端化的问题。

文革中毛泽东的神圣化现象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笔者认为，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既反映了现代经济与政治系统及其规则尚未完全确立的问题，又表明文化能够给予现代经济与政治以补充乃至超越。

历史地看，相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政治固然是暂时的，但是作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不同的政治却能够对文化给予不同的借助和推动，引导文化发生不同的变化。但任何理论都有其规定也因而有其边界，不能诠释过度。

后来又明确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

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经验证明，现代社会没有社会科学是不行的，但社会科学却不是万能的：当社会科学排斥人文及其传统时，它往往会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之后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在同一期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中，他极其热情地赞颂了法兰西人对近代文明的贡献，认为近代文明所以能够风靡世界、一新社会，全赖三大理论，一是人权说，二是进化论，三是社会主义。[16]陈志武，2009年：《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795页） 毛泽东对孔子这一封建时代文化的代表，是主张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的。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夫子已被定格，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的孔夫子是孔夫子的各种脸谱，而一心改变旧中国的热血青年，已把孔夫子视为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秩序的代表，必须打倒而后快。

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贾谊论》，第3页）就此而言，无论是在春秋战国还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明显地具有保守性格、重视等级秩序和中庸之道的儒学被边缘化甚至饱受冲击，但在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则又受到普遍的重视，这种遭遇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人们所熟悉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论述，简要地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

如屡受挫折的孙中山就受到很大鼓舞，他在1918年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中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既表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直接涉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但是，更为深入的考察表明，儒家文化传统虽然表面上变得支离破碎，但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发挥着或显或隐的作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不可能再是一成不变、封闭内敛的，而是变化、开放的，并因而具有弥散性和包容性。

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通过苏俄、通过列宁的创造性转换，马克思主义得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同，这一事实尤其表明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已经具有东方色彩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vergegenstandlichend）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做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Anverwandlung）。

我们不能因它的弊端就否定它的这一主要方面。从理论上说，只有使两者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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